最近的一些消息让人们对未来仿佛产生了一种恐惧感。这种恐惧源于对毕生积累的财富的不确定性。提到以房养老，租房的人便想有个房子；提到遗产税，有房产的心里也不踏实了：倾注了所有财富买得的这个建筑体，50年之后有怎样一个未来？
“征收遗产税即将提上日程，80万起征”，这则新闻一出来就引发了大量关注和激烈争论，面对这种情况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信源人国务院参事刘恒很快否认了相关说法。但看上去，遗产税的制定早晚都会发生，就在今年2月，国务院在给发改委的一份意见中也提到了要“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”。 假如看向国外，你会发现遗产税的确很常见，而且有的国家的遗产税比例还很高。但是，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。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留给后代的遗产主要是房子。按照中国的收入水平，购买房产需要透支一个家庭20到30年的收入。中国家庭的固定资产比率相当高，房产占据了资产的绝大部分。
但是，这份唯一珍贵的准遗产却有可能没法留给后代。中国的房是私有的，但地属于国家，房屋的土地使用权，长的只有70年，假如你购买的是商住房，则产权的有效期不足五十年。一个不确定却又至关重要的因素是，政府从来没有对此后的产权归属给出明确说法。这让法律在保护公民财产方面出现了悖论。 宪法承诺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，但是这个财产的最终支配决定权还是在政府手上。从1990年代初开始有商品房—确切地说是遵守宪法庄严宣告的“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”开始计算，差不多50年后，有人就要面临房屋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情况。根据现行模糊的规定，假如到时这块地被政府征做“公益”用途，那么尽管房子是私有的，但它要依附于土地，政府还是有权无偿收回。
反之，假如不为公益用途，则你和你的后代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才能继续拥有这份财产—但是，没有人知道具体要缴纳多少钱，现在全凭猜测，但有一种可能形势，你供了三十年月供的房子在收一大笔遗产税之后留给了你的儿子，但很快政府以公益之名收上去了。即使没收，每年的土地出让金、物业税…… 现在高价买房的人普遍的心态是70年还很远，或者认为“法不责众”，到时一起不干又能如何。但本质上都是在拿毕生积累的财富冒险。
悖论就在于，政府一方面承诺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，另一方面却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，让私人财产建立在空中楼阁中。假如以最朴素的政治观点去看，就像洛克在《政府论》中所提到的，“人们联合成为国家，或者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。”这当然也包括土地财产。
在中国，土地是逐步变为国有的。1950年土改，让近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，分到了本由“土豪劣绅”拥有的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、牲畜和房屋等。在此6年之后，城市里“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、街基地等地产，经过适当办法，一律收归国家”。到了1987年，在外商不断涌进合资的情况下，通过了土地法，彻底把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，由政府提供，进行有偿或无偿使用。
假如你以这种进程来看当前的城镇化，会发现尚未被国有化的那部分—农村的集体用地也正在以合法的方式迅速被政府垄断—变得可以拍卖，产生土地财政。中国在土地制度上不断地改革，以适应发展需要。但这种尚不完善的土地法规却在事实上与物权法产生了冲突，比如强拆、小产权房，都是法与法之间的冲突。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制度显然也无法有效约束政府的公权力。
“富不过三代”被认为是社会保持财富足够流动性、鼓励个人独立获得财富的合理安排，“藏富于民”曾经是很多人的社会理想，现在看制度、法律制定者念念不忘“民间财富”的架势，此事又堪忧了。
最近的一些消息让人们对未来仿佛产生了一种恐惧感。这种恐惧源于对毕生积累的财富的不确定性。
提到以房养老，租房的人便想有个房子；提到遗产税，有房产的心里也不踏实了：倾注了所有财富买得的这个建筑体，50年之后有怎样一个未来？
“征收遗产税即将提上日程，80万起征”，这则新闻一出来就引发了大量关注和激烈争论，面对这种情况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信源人国务院参事刘恒很快否认了相关说法。但看上去，遗产税的制定早晚都会发生，就在今年2月，国务院在给发改委的一份意见中也提到了要“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”。
假如看向国外，你会发现遗产税的确很常见，而且有的国家的遗产税比例还很高。但是，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。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留给后代的遗产主要是房子。按照中国的收入水平，购买房产需要透支一个家庭20到30年的收入。中国家庭的固定资产比率相当高，房产占据了资产的绝大部分。
但是，这份唯一珍贵的准遗产却有可能没法留给后代。中国的房是私有的，但地属于国家，房屋的土地使用权，长的只有70年，假如你购买的是商住房，则产权的有效期不足五十年。一个不确定却又至关重要的因素是，政府从来没有对此后的产权归属给出明确说法。这让法律在保护公民财产方面出现了悖论。
宪法承诺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，但是这个财产的最终支配决定权还是在政府手上。从1990年代初开始有商品房—确切地说是遵守宪法庄严宣告的“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”开始计算，差不多50年后，有人就要面临房屋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情况。根据现行模糊的规定，假如到时这块地被政府征做“公益”用途，那么尽管房子是私有的，但它要依附于土地，政府还是有权无偿收回。
反之，假如不为公益用途，则你和你的后代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才能继续拥有这份财产—但是，没有人知道具体要缴纳多少钱，现在全凭猜测，但有一种可能形势，你供了三十年月供的房子在收一大笔遗产税之后留给了你的儿子，但很快政府以公益之名收上去了。即使没收，每年的土地出让金、物业税……
现在高价买房的人普遍的心态是70年还很远，或者认为“法不责众”，到时一起不干又能如何。但本质上都是在拿毕生积累的财富冒险。
悖论就在于，政府一方面承诺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，另一方面却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，让私人财产建立在空中楼阁中。假如以最朴素的政治观点去看，就像洛克在《政府论》中所提到的，“人们联合成为国家，或者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。”这当然也包括土地财产。
在中国，土地是逐步变为国有的。1950年土改，让近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，分到了本由“土豪劣绅”拥有的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、牲畜和房屋等。在此6年之后，城市里“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、街基地等地产，经过适当办法，一律收归国家”。到了1987年，在外商不断涌进合资的情况下，通过了土地法，彻底把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，由政府提供，进行有偿或无偿使用。
假如你以这种进程来看当前的城镇化，会发现尚未被国有化的那部分—农村的集体用地也正在以合法的方式迅速被政府垄断—变得可以拍卖，产生土地财政。中国在土地制度上不断地改革，以适应发展需要。但这种尚不完善的土地法规却在事实上与物权法产生了冲突，比如强拆、小产权房，都是法与法之间的冲突。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制度显然也无法有效约束政府的公权力。
“富不过三代”被认为是社会保持财富足够流动性、鼓励个人独立获得财富的合理安排，“藏富于民”曾经是很多人的社会理想，现在看制度、法律制定者念念不忘“民间财富”的架势，此事又堪忧了。